明代人为什么不通过海路将粮食运往北京?这是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是没有解决的疑问。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在运河的“马快船”上提出的疑问，当时他还立即给出了一种推测性的答案。他说:
“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得多"
利玛窦认为，漕运带来的政府经济收益是表面问题，而明代人对海运的恐惧才是根本的原因。中国后世史学家在利玛窦疑问上进一步的铺陈展开，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仁宇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马骏亚的<被牺牲的局部>，樊铧的<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在这些后世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类观点
第一种，以黄仁宇，马俊亚代表的制度主义学者，将利玛窦的疑问从地域文化向财政史和政治史进行拓展。利玛窦虽然精通中国文化，但是他对他到来之前的中国人辉煌航海历史并不清楚。中国史学家显然更熟悉明代中前期中国人所掌握的航海技术和航海创举。这些史料否定了明代中国人对海洋的畏惧。如果利玛窦给出的本质性答案与史实不符，那么很有可能他那个表面原因才是问题的真正核心。随着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没落，以西方制度为标杆对传统的极权制度的反思成为中国史学的主要潮流。黄仁宇这一派制度史学家，通过分析明代漕运的官僚体系，财政制度，认为明代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繁冗僵化的漕运官僚体系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即所谓的"百万漕工衣食所系“。这种既得利益阻碍了明代人利用海洋对外发展和扩张的追求。
第二种，与制度主义者宏大的制度叙事不同，以樊铧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者们，则将利玛窦的疑问推向更微观地方史和经济地理史。他们将漕运纳入到地方的水利交通史进行综合考量，发现黄河与运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国性的运河治理事务与地方性的黄河治理紧密不可分，对于运河河道的任何改动都将影响到地方的水利治理和交通布局。在制度主义者那里，漕运海运之争所呈现的是中央对地方和民间的控制和蚕食；而在历史地理学者这里，漕运海运之争呈现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互动和包容。
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的不足——无法解释明朝政府最初为何会放弃已经从元代开始延续了近百年的海运。以黄仁宇的观点来看，僵化的漕运官僚体系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使得明代中后期的海运派的改革难以成功。但是在永乐十三年前，漕运体制尚未建立，便不存在"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利益集团。而海运体系从元代到洪武时期已经运行了很久，足以催生出庞大的的“海工”利益集团，为何这些利益集团没有成功阻挡“废海改漕”？更为奇怪的是，派遣郑和舰队下西洋的人与废海改漕的决策者竟然是同一个人——永乐皇帝朱棣。为何永乐皇帝的这两个决策会如此南辕北辙？对于这一点，樊铧相对的诚实的多。没有像黄仁宇，马俊亚等制度主义者，将这一未决的难题推脱给保守的传统文化，而是坦率的承认：
这是本书没能解决的问题，以现存的史料来看，也不知道这项工作能否进行下去。
在樊铧看来，由于永乐十二到十三年间，废海改漕的历史史料缺失，导致我们无法确知永乐帝决策的真实动机。但是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的地理历史变迁的进一步梳理，是可以为这一难题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和方向的。
长时段的历史——海岸与内河
既然谈到海运，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要来考察一下中国的海岸线。中国的海岸线在近千年的历史演变的非常缓慢，现今的海岸轮廓在明代已经大致定型。我们以当今的海岸线作为考察对象并不会产生巨大的偏差。
如果我们以上海吴淞口作为中点，将中国海岸线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吴淞口往南的海岸线上港口分部非常的密集而且均匀，而吴淞口往北港口的分布就异常的稀疏失衡。从吴淞口一直到山东江苏交界的连云港之间的海岸线没有一个港口，直到山东半岛港口的分布才开始密集起来
下面的表格是利用 2000 年之前中国沿海港口航线里程表制作的各个港口间的里程。
我们可以看到自吴淞口到连云港之间 374 海里(约 682 公里)间没有一个港口，而在吴淞口往南基本上平均 200 公里就有有一个港口。
如果我们将吴淞口至连云港这一段地形放大来看，就会发现这一段近 700 公里的海岸线其实是淮河与长江两条大河的入海口。这两个入海口不断沉积泥沙形成了连绵的滩涂沼泽。沿海滩涂是指海岸带大潮高潮线和大潮低潮线之间周期性的潮浸地带。按照现在的卫星遥感数据测算自岸线以内，江苏省沿岸滩涂 750.25 万亩，占全国沿海滩涂面积的 1/4。连云港和吴淞口之间的的 700 公里海岸线，滩面大，淤长快，沙脊多，因此非常容易搁浅从而无法形成良好的港口。我们从<元史.食货志>中也可以看到这条海岸线对当时的海运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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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㠗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州、 海宁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扬）〔杨〕村马头， [8]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洋，至撑脚沙转沙觜，至三沙、洋子江，过匾（檐）〔担〕沙、[9]大洪， 又过万里长滩，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经黑水洋至成山，过刘岛，至芝罘、沙门二岛，放莱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为径直。 明年，千户殷明略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 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 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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